11月7日，廣州農村商業銀行（以下簡稱：廣州農商行）公告，蔡建、鄧曉云獲選為該行新一屆董事會董事長、副董事長。一、二“把手”新任職落定后，11月13日，廣州農商行董事會即批準轉讓百億資產，預計交易產生稅前虧損3.4億。 

　　2024年，被廣州農商行稱為“效益提升年”，廣州農商行董事長蔡建曾在2023年的年報中宣稱：“力爭用2年左右時間實現盈利能力大提升。”盈利提升計劃實施近一年，財報顯示，廣州農商行前三季度實現凈利潤21.2億，同比下降23.4%，降幅相比去年年度19.3%進一步擴大。 

　　近年，廣州農商行經歷了原董事長、行長、副行長先后被查的人事動蕩；凈利潤自2020年以來暴跌近60%，不良貸款率大幅高于頭部農商行。在帶領廣州農商行“翻身”路上，新一屆管理層仍面臨諸多挑戰。 

　　虧錢“甩賣”百億資產 

　　年內密集拍賣房產 

　　11月13日，廣州農商行公告，董事會已批準一項資產交易，計劃以約100億的價格轉讓總債權金額約145.92億的資產包。此次轉讓的資產主要為債權資產，包括發放貸款及墊款本金、利息及代墊司法費用；扣除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等，賬面價值約為103.40億，預計交易將產生稅前虧損3.4億。 

　　根據公告，所轉讓貸款及墊款按照風險分類，關注類80.2億，占比67.61%；次級類24.17億，占比20.38%；可疑類6.44億，占比5.43%；損失類7.8億，占比6.58%。由于次級、可疑和損失類納入不良資產，因此，這個資產包不良資產占比約為32%。 

　　從效益來看，上述所轉讓資產包盈利能力惡化明顯。據公告，2022年，所轉讓資產凈收益（稅后）為0.93億，2023年卻變成虧損4.69億。因此，本次轉讓價雖然從賬面上來講是虧錢買賣，但對廣州農商行來講是“止血”之舉。 

　　回望過去，2019年幾乎是廣州農商行的“轉折年”。人事上，這一年，原董事長王繼康被查，此后原行長、原副行長相繼落馬；經營上，廣州農商行不良貸款率自2019年開始連續4年上升，2020-2023年凈利潤暴跌近60%。 

　　在2023年年報中，廣州農商行董事長蔡建表示，2024年，廣州農商行將全面開展“效益提升年”活動，拓市場、降風險、優管理、提效益，力爭用2年左右時間實現盈利能力大提升。 

　　財報顯示，前三季度，廣州農商行實現凈利潤21.2億，同比下降23.4%。“效益提升年”活動開展近一年，廣州農商行不僅還沒出現蔡建提出的“盈利能力大提升”，凈利潤跌幅反而相比去年年度的19.3%進一步擴大。 

　　在“效益提升年”活動中，拓市場被蔡建放在了首位，從前三季度業績看，拓市場效益暫未體現，“甩包袱”“賣資產”或成了廣州農商行管理層提升盈利的另一種選擇。除了賣債權，今年以來，廣州農商行還在密集拍賣房產，據官網公告，僅11月以來，廣州農商行就發布了9條物業掛牌處置信息。

　　曾“倚重”房地產業務 

　　不良資產風險暴露 

　　根據廣州農商行披露，本次轉讓的貸款資產主要行業分布包括房地產、批發零售業等，這也正是當前該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最高的兩個行業。據財報數據，截至上半年，廣州農商行房地產業、批發和零售業不良貸款余額為29.7億、25.7億，分別占對公不良貸款總額的31.4%、27.2%，各自不良率達5.59%、5.23%。 

　　前些年，廣州農商行對房地產行業形成了明顯依賴。wind數據顯示，2015年，廣州農商行公司貸款中，對房地產業貸款僅118.2億，到2019年已經上升至683.4億，4年暴增近5倍；同期，個人住房貸款也從268.8億上升至636.9億，4年增加近140%。 

　　到2019年，房地產業貸款、個人住房貸款成了廣州農商行對公、零售中最大貸款領域，分別占比21%、51%。 

　　在地產界“高歌猛進”，廣州農商行給自己埋下了不少“地雷”。例如，2022年7月，廣州農商行華夏支行因金融借款合同糾紛，將恒大集團及其董事長許家印、恒大地產深圳公司及恒大地產韶關公司告上法庭。 

　　2022年末，廣州地標建筑“廣州圓”開發商鴻達興業集團申請破產，廣州農商行作為最大債權人，對鴻達興業系列的債權金額超50億。最后通過債轉股，廣州農商行被動成為上市公司鴻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東，當前鴻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已從A股退市。 

　　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網信息，廣州農商行系統近年收到多張罰單，多張罰單指向貸款發放違規。2022年3月，在蔡建出任董事長一年后，廣州市委第三巡察組在巡察“回頭看”中，直指廣州農商行依舊存在多個突出問題，包括內控機制存在缺失，信貸等重點領域和關鍵崗位廉潔風險較為突出；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存在短板、干部選拔任用不夠規范等。 

　　2022年初，廣州農商行啟動了“資產質量年”活動，蔡建指出，廣州農商行的資產質量與上海、北京等先進農商銀行存在巨大差距，資產質量問題已經成為事關廣州農商行能否生存的大事要事，已經成為侵蝕該行利潤、制約該行發展的致命問題。 

　　當蔡建說出“資產質量問題已經成為事關廣州農商行能否生存的大事要事”之際，2020-2021年，廣州農商行凈利潤兩年內已經被“腰斬”；2021年，廣州農商行信用減值損失125.4億，同比暴增近60%，營收占比高達53.4%，這意味著廣州農商行當年有超一半的營收被壞賬等“吞噬”了。 

　　資產質量依舊承壓 

　　盈利能力在頭部農商行中墊底 

　　2020年，廣州農商行總資產沖破萬億，這是該行近年為數不多為人樂道的亮點。然而，若將廣州農商行的盈利水平和其他資產萬億的農商行對比，廣州農商行顯得有點“虛胖”。 

　　據wind數據，2023年末，廣州農商行總資產13291億，在全國農商行中排名第三，與重慶農商行（15099億）、上海農商行（14550億）、北京農商行（12609億）同屬農商行“萬億資產俱樂部”，且總資產規模差距不大。 

　　然而，廣州農商行的盈利能力卻被其他3家頭部農商行遠遠甩在身后。今年上半年，重慶農商行、上海農商行、廣州農商行、北京農商行凈利潤分別為75.6億、71.4億、17億、42.1億，廣州農商行在中間幾乎是“塌方式”存在，凈利潤約是前兩家的四分之一，不到北京農商行一半。

　　數據來源：wind 

　　在銀行業內流傳著一句話：“凈息差決定了收益的上限，不良率決定了收益的下限。”簡單而言，凈息差影響著銀行的利息收入規模，不良率影響壞賬對收入的“侵蝕”。若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廣州農商行無論是“上限”還是“下限”，均在4家頭部農商行中墊底。 

　　不良率方面，“資產質量年”活動開展兩年多后，截至上半年末，廣州農商行不良率上升勢頭雖已被抑制，但不良率依舊高達1.87%，大幅高于重慶農商行（1.19%）、上海農商行（0.97%）、北京農商行（1.12%，2023年末數據）。 

　　作為不良率前瞻指標，據wind數據，上半年末，廣州農商行關注類貸款占總貸款比例為6.14%，分別比重慶農商行、上海農商行高出3倍、4倍。此外，近年廣州農商行逾期貸款快速提升，上半年末，逾期貸款余額從2022年末221.8億增加至491.2億。 

　　不良率高企，嚴重侵蝕著廣州農商行的利潤。Wind數據顯示，上半年，廣州農商行信用減值損失約29.2億，營收占比依舊達39.7%。 

　　一方面，壞賬損失侵蝕著廣州農商行的營收，另一方面，廣州農商行營收面臨的壓力也不小。近年，廣州農商行營收高度依賴利息收入，同時高度依賴對公業務，但對公業務利息一般較零售業務低，近年又遇上凈息差持續下行，雪上加霜。 

　　據wind數據，上半年，廣州農商行利息凈收入占營收比例達85.4%。在廣州農商行貸款分布中，截至上半年末，公司貸款占比達76.1%。然而，上半年，廣州農商行對公營收占比僅有47%，零售營收占比達39.3%，對公收入能力與投放的貸款力度明顯不匹配。 

　　截至上半年末，廣州農商行凈息差為1.02%，同比下降0.47個百分點，同期重慶農商行、上海農商行凈息差為1.63%、1.56%，廣州農商行大幅落后。 

　　近年來，廣州農商行也在謀求轉型，調整業務結構，將經營重心轉向中小微和零售客戶，先提出了“客戶倍增計劃”，后啟動“三千億工程”，目標在2-3年內實現中小額公司信貸業務、普惠小微業務和零售信貸業務規模各達1000億。 

　　蔡建在接受媒體采訪中表示，中小額資產業務客群規模小、數量多、分布廣，只要沒有道德風險，原則上不會大面積、集中出險，即使出現風險，處置化解的難度也遠遠小于大額資產業務。 

　　在蔡建的計劃中，一方面“力爭用2年左右時間實現盈利能力大提升"，另一方面計劃在2-3年內實現“三千億工程”。從時間線上看，這兩個計劃基本是重合的，在“效益提升年”活動中，蔡建似乎把籌碼押注到了“三千億工程”上。 

　　當前，離蔡建完成盈利提升計劃僅剩1年左右時間，廣州農商行業績下滑趨勢仍未扭轉，變賣資產或是廣州農商行的另一“籌碼”。 

　　采寫：南都·灣財社記者 黃順威